1972年1月10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病房的窗外结了薄霜，陈毅已经无法起身，只能靠枕头半倚。他忽然轻声对张茜说：“老张那口子，在北京的日子怕是难熬。”一句话像从喉咙里挤出来，语速很慢天弘忧配，却带着焦急。张茜握着丈夫的手，没有回话，只是点头。对话很短，却把两位老人之间的惦念写得分外沉重。
张伯驹此刻住在西城一座年久失修的四合院，柴火不足，米面断顿，全靠妻子潘素微薄的稿费维持。日子如此拮据，可屋角那只老木箱里还躺着故宫级别的书画——《平复帖》《游春图》等等，全是他省吃俭用、高价赎回来的国宝。家徒四壁，文物却纹丝未动，这种反差让周围邻居直摇头。
往前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平复帖》险些被倒手去日本，溥儒开口二十万大洋，筹不够，第一次咬牙放弃；再遇机缘，他听说溥府急需丧葬费，立刻四处借债，四万元成交。有人笑他“败家”，可他认定：不让国宝出境，值。
抗战爆发后天弘忧配，上海租界暗流汹涌，张伯驹每周往返察看存放文物的银行柜箱，依旧穿那件洗得发白的长布衫。1941年被绑匪劫走后，他以绝食相逼，坚持八个月，赎金从二百根金条压到四十万法币，最后才得以脱身。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回答：“文物丢了，活着也空。”这不是口号，而是倔脾气。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主动把自己手里的一百多件顶尖书画上交国家，连儿女也只在报纸上看到消息。紫禁城出版社后来评价：“故宫最稀罕的两批捐献，一份来自清室后裔，一份来自张伯驹。”
然而命运并不因此眷顾他。1958年，他因历史问题停薪，户口被冻结。饭桌上曾经的满汉佳肴变成清水萝卜汤，他却从不后悔。陈毅得知情况后私下托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老张有真才实学，给他一口饭吃也得给个讲台。”于是，1961年吉林省博物馆寄来两封加急电报，聘请张伯驹与潘素赴吉任职。
就在二人收拾行囊时，陈毅夫妇请他们到家中吃一顿热乎的。那晚，陈毅举杯朗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张伯驹红了眼眶，什么豪言都说不出口，只连声称谢。没多久，他们北上长春，当了一名普通馆员天弘忧配，月薪不高，却总算有了编制和口粮。
时间推到1971年冬，张伯驹眼病加重，被迫回京治养，再度陷入无户口、无工资的窘境。他犹豫再三，写信向陈毅问安，顺便夹杂几句自身困境。五日后，张茜回信：“仲弘卧病，仍挂念老友，嘱我呈报总理。”字迹娟秀，却隐藏着坏消息——陈毅癌症晚期。张伯驹夫妇看完信后悔莫及，直叹“添乱”。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追悼会那天，毛泽东穿着便服出现在八宝山，这一幕让所有在场人士心头一震。沿着花圈缓行时，毛泽东在一幅不显眼的挽联前停住脚步，细读片刻，点头道：“写得好。”周恩来轻声介绍：“挽联出自张伯驹。”毛泽东记起这位倾家捐宝的收藏家，于是问：“现况如何？”张茜赶忙回道：“有贡献，却无工作，生活艰难。”毛泽东抬手示意，“这样的人，要保护，要有出路，安排！”语气不高，却透着不容置疑。
周恩来随后批示中央文史研究馆接收张伯驹，并给足生活补贴。大年初二，工作人员带着聘书走进那座冷清的四合院。老人反复确认真伪后，眼角湿润，喃喃道：“还能再为国家出点力，老夫无憾。”
此后几年，他陆续整理旧藏、口述鉴赏笔记，为文博系统留下第一手资料。可好友的离去成了心口永远的伤。1973年1月10日，陈毅逝世一周年，张伯驹在书桌前默立许久，右眼忽然一阵剧痛，当夜失明。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走完八十四年人生。去世那天，他的书房依旧没有装饰物，唯有一只残旧木箱，空空如也。因为早在1979年，他把仅剩的几卷宋拓碑帖也捐了出去。负责清点遗物的同志感慨：“他最后留下的东西，是四个字——寸心无愧。”
从《平复帖》被截留，到毛泽东一句“安排工作”，三十多年风云变幻，一位“败家子”与一位元帅的友谊被钉在史册的侧面。如今再看，国宝静静陈列于紫禁城的恒温展柜，背后那段险象环生的往事，却少有人知。有人说张伯驹傻，也有人说他痴，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他从未犹豫，这便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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