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配资九一八事变到底是怎么爆发的?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便谋求窃取辽东半岛。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分赃不均，这一图谋最终流产，但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最终还是通过透支国力打赢了日俄战争，进而将中国东北归入了自己所谓的“势力范围”。

此后的十余年间，日本政府通过收买前清的遗老遗少、扶植北洋政府的各路军阀，在中国东北非法攫取了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高举着“救亡图存”旗帜的先驱者不断唤醒国民，打碎了日本试图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中国东北化为其殖民地的妄想。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铤而走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逐渐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失去耐心的日本政府便不断在中国东北以所谓“演习”的名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皇姑屯事件”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按照河本大作日后撰写的回忆文章《我杀死张作霖》一文中供述，“关东军”当时的计划是炸死张作霖之后，便利用以张学良为首的奉系少壮派军官的激愤，在沈阳城内制造事端。通过策反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张景惠等奉系中的“亲日派”，一举夺占沈阳，乃至控制整个东北。

河本大作。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

从河本大作的表述来看，“皇姑屯事件”可谓未来“九一八事变”的预演。只是张作霖临终之前遗命的“秘不发丧”，令日本方面一时摸不清奉系的底细，不敢轻举妄动。正是利用这一时间差，张学良在杨宇霆、臧式毅、袁金铠等张作霖时代的“股肱之臣”的拥戴下，迅速控制了奉系的军、政、财权。此后更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接洽，最终突破了日本“关东军”的重重阻挠，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肢解中国、独占东北的阴谋。然而，迫于英、美压力的日本并不会甘于失败。在嘴上酸溜溜地表示“颇感意外”之余，日本方面也积极改变策略，开始了暗中离间张学良与原奉系中的“元老派”之间的关系。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于帅府老虎厅枪决了杨宇霆、常荫槐，令改称东北军的奉系的内部矛盾浮出了水面。日本方面趁此机会加大了在东北各地的招降纳叛，并不断怂恿日本、朝鲜民众以“拓殖”的名义进入中国东北，强占、强买中国土地，制造事端。而一些日本间谍更混迹其中，以测绘为名行刺探军情、拉拢胡匪武装之实。

张作霖与张学良。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

在不断扩大中日对立的大背景下，日本陆、海军也频繁在中国东北展示武力。1931年3月21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英辅亲率新锐战列舰“长门”、航空母舰“赤城”“凤翔”为首的64艘舰艇，由日本佐世保出发，以“视察”为名，先后进入中国东北的旅顺、大连、营口等港口。

当然，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焦急地要在中国东北燃起战火，很大程度还在于其国内矛盾早已趋近于“白热化”，急需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自诩推行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新政策，最终实现了所谓的“脱亚入欧”。但实则不过是毫无底线地迎合英、美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各种要求，再通过穷兵黩武的手段将自身的发展成本转嫁给了朝鲜、中国等邻国而已。

参与明治维新成员合影（部分）。来源/纪录片《大抗战》

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日本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但随着其国内市场的迅速饱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及对中国的经济渗透都呈现成本大于收益之时，日本的发展速度便呈现断崖式下跌。

1927年3月，就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如火如荼之际，日本国内爆发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工厂停产，日本经济进入动乱时代。

这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创伤尚未痊愈，1929年秋，世界范围的严重经济危机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导致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社会严重动荡。农民斗争次数急剧增多，规模大幅扩大，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面对危机，日本统治阶级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

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他们首选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把它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解决经济困难的“最终出路”。

日本陆军之所以敢于在1931年在中国东北铤而走险，除了“皇姑屯事件”之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大量起用年轻军官、清洗和替换张作霖时代的旧臣而引发东北军内部的内讧和分裂之外，更与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以“拥蒋”为名，率东北军精锐入关，鲸吞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急速扩张，导致的后方空虚有关。

1931年，驻守在满铁沿线的日军围绕沈阳城进行带有明确针对性的军事演习。来源/纪录片《铭记九一八》

1931年7月，原西北军冯玉祥所部旧将石友三因不满张学良缩减其部队的决定，通电反蒋、反张，并率部北上直趋平、津，为镇压这股反对势力，张学良再度从东北抽调精锐入关。一时间整个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两省仅剩下5个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即便是直面日本“关东军”威胁的辽宁省内，也仅有4个旅的野战部队及2个省防旅分驻于沈阳、锦州、通辽、洮南。为此东北军将领形象地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去，甚至连笤帚疙瘩都拿出去了。”

东北军的虚弱，早已被“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参谋看在眼里。

在得知“关东军”方面跃跃欲试的消息后，裕仁曾装模作样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严命其密切注意军纪问题和满蒙驻军的行动。南次郎领受“口谕”之后，随即挑选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往中国东北。

且不论这封信是否可以起到作用，建川美次本人便曾在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狼奔豕突，以日本陆军侦察骑兵的身份在俄军战线后肆意烧杀。因此建川美次动身前往中国东北，与其说是为了阻止“关东军”肆意妄为，更像是鼓励大干快上。无论是裕仁还是建川美次都不可能承认军事行动是日本高层发起的，他们只会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以所谓“下克上”的名义在前方折腾，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沈阳城北约7.5公里的柳条湖附近，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尉河本末守在中国军队北大营外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铁轨，随后向关东军总部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准备进攻日军。

日军准备进攻北大营。来源/纪录片《大抗战》

关东军随即按事先设定好的射击诸元（火炮击中目标所需的标尺、高低、方向等技术参数总称）操作两门秘密运入沈阳的四五式240毫米榴弹炮，向北大营和东塔机场各发射一枚200公斤破甲榴弹。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由于事先接到的是“演习”指令，率先进攻的日军第29联队第3中队反而没有实弹，冲入北大营后只能以刺刀进行白刃战。此时北大营内东北军第七旅部分部队已进入战位，本可轻易反击。但主持沈阳军务的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人以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命令为由，要求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把枪放到仓库里，挺着死”。随后，板垣征四郎率第29联队第2大队主力及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携带实弹冲向北大营。第七旅被迫按预定计划撤出北大营，向东山嘴子方向转移。

板垣征四郎。来源/纪录片《大抗战》

9月19日凌晨，日军转而进攻沈阳城。城内虽驻有卫队第二十四团等装备精良的部队，但留守的部分东北军元老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成立了“保安维持会”和“自治警察团”，使沈阳迅速落入日军控制。

与此同时，长春、辽阳等地日军也纷纷发难，当地东北军同样被要求“不抵抗”。最终，日本关东军以极小代价控制了东北众多城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扩大侵略。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往沈阳，同时以第4步兵联队及独立守备队进攻长春宽城子、南岭等地。驻守宽城子的东北军第23旅第664团第2营奋起抵抗，营长傅冠军重伤战死，毙伤日军50余人；南岭守军也依托营房反击，毙伤敌近百人。但吉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以“避免冲突”为由，严令守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长春遂在不到一天内落入敌手。

9月21日，熙洽等人又高唱“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误导东北军主力撤出吉林。同日，日本朝鲜军抽调第39混成旅团进入中国吉林境内，加入侵略行动。日军以远不敷用的兵力和漏洞百出的计划，完成了鲸吞中国东北的第一步。

此后，日本一边制造傀儡政权，一边扩大军事进攻。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将溥仪秘密转移至东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

1931年9月21日，北平37所学校召开联合大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这是北平中法大学全体教职员工为九一八事变致法国各大学及各学校教授的通电。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与此同时，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从1931年9月20日到1932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在内的十余份宣言和决议，分析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开展工作，建立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靰鞡鞋。来源/国家文物局

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了东南满、北满和吉东三大游击区。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立11个军，共3万多人，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多次“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日军，支援和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